沈愷偉(Christopher St. Cavish)在上海生活了近20年。2005年,身為廚師的他從家鄉邁阿密來到上海,進入浦東的一間法式餐廳工作,之后又轉行當了美食專欄作家,為英語的周刊雜志撰文。從“高壓鍋”一般、“崇尚大男子主義”的廚房里出來,沈愷偉一頭扎入這座陌生的城市里,他和不同的人打交道,見證這座城市年復一年的變化,寫別人的故事,也講自己的生活。這些經歷被收錄在他最新出版的《洋盤》一書中。近日,沈愷偉接受澎湃新聞的專訪,從《洋盤》開始,他分享了自己在上海的經歷。
采訪在上海“梧桐區”的一家茶館進行,不遠處就是武康路和安福路。和這一帶的“咖啡文化”不一樣,沈愷偉說自己不喝咖啡愛喝茶,原因可能是“小時候喝了太多的咖啡,已經不能帶來刺激”。他有時聽起來很符合人們對老外的刻板印象,比如來到上海18年,雖然搬過幾次家,但沒有搬出過梧桐區,有時候又出乎意料,比如不喝咖啡,愛吃內臟,“我就像中國人一樣,美國人不愛吃內臟”。和他在上海辦居住簽證的頻率差不多,沈愷偉在上海的生活規劃大約以年為單位,他已經把上海當作自己的家,但又無法確定自己會一直留在這里。
2012年,沈愷偉在亞斯立堂(洛瑞留下的遺業)。
事實上,沈愷偉的家族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。100多年前,他的高祖父海勒姆·哈里森·洛瑞(Hiram Harrison Lowry)作為傳教士來到中國,在北京參與建立了教堂和學校,他的家庭也在中國生根——沈愷偉的外公小時候生活在北京,后來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化,一家人遷回了美國,直到沈愷偉來到上海,家族的中國故事意外得到了延續。憑借珍貴的家族照片和檔案,他找到了高祖父在北京建的教堂,過去每次去北京出差時,總會去那里看一看,昔日高祖父的生活痕跡在城市更新的進程里逐漸被替代,就像他自己在書里所寫,“洛瑞家族的故事是一個解體的故事,”和高祖父曾經生活過的北京相比,他更習慣在上海生活。
2015年,沈愷偉測量上海小籠包。
“我在上海始終是一個‘局外人’,”沈愷偉說,所謂的“局外人”也就是書名里的“洋盤”,這在上海話里多少帶有些對外來者不友好的意味,在他看來卻是一個非常恰切的稱呼。沈愷偉認為,人們總是擅長創造各種排外的“部落”,只認同和自己說著同樣語言、共享同一種文化和喜好的人,即使在上海的外國人圈子里,也有各種各樣的小社會,他稱之為“泡泡圈”,那是一個容納了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社會等級的抽象概念。而“街區”則是另一個具象的現實空間,在那里,他和不同的人相遇,交流,彼此熟悉。從泡泡圈里出來,他在自己所熟悉的上海街區里生活。
澎湃新聞:你自己是怎么理解《洋盤》這個書名的?
沈愷偉:《洋盤》其實是我的一位上海朋友給我的書起的名字,我之前沒有被叫作“洋盤”過。我覺得中國人不會管外國人叫“洋盤”,但是我覺得它對我來說很合適,當我初到這座城市的時候,我確實對它一無所知。將近20年后的今天,我仍然沒有真的了解這座城市,我意識到城市越大,我要學的東西越多。所以我認為“洋盤”是個非常恰當的標題。我不會認為它是負面的,我覺得它更像一個玩笑,有時候我會自稱會“洋盤”,我覺得沒有問題。
澎湃新聞:這本書的英文名字是“outsider”(局外人),你對于所謂的局外人、局內人的定義是怎么看的?
沈愷偉:我認為在上海的每個人都是“局外人”。上海本地人的人口在上海可能反而是少數,如果你去詢問上海人的祖父母來自哪里,他們通常有來自寧波、浙江、江蘇或者其他地方。所以在上海,真正來自上海的人很少,從這個意義上說,在上海的每個人都是局外人。
理解“局外人”這個標題的另一種角度與部落主義有關(tribalism)有關,在部落主義的觀念里,每個人都想認為自己是局內人,而其他人是局外人。所以哪怕是在上海,當人們問你來自己哪里的時候,會問你是不是正宗上海人?你來自浦東或是浦西?你來自市中心還是郊區,郊區的話又是青浦還是崇明?如果你在浦東,人們又會問你是來自川沙還是三林。人們總是試圖創造這種內與外的機制。我始終有局外人的感受,從未感覺自己是局內人,哪怕我回到邁阿密,我也不會覺得自己是那兒的人。
2006年,沈愷偉攝于上海靜安
澎湃新聞:在這本書的開頭,你寫了你來到上海的故事是從食物開始的,你對上海的美食有怎樣的印象?
沈愷偉:上海是個很棒的城市,能夠嘗到中國乃至世界各地的美食。對我來說,上海最特別的是有那些做各種地道的地方菜的餐廳。比如不久前我去了一家來自廣東湛江的餐廳,他們專門做這個廣東小城的美食。你總能在這發現一些有趣的事物。但是當食物來自其他地方的時候,它會經過改良,在上海的川菜或者湘菜和四川或湖南本地的口味并不一樣,因此有很多可以探索的地方。你能在這里了解到其他地方的基本情況和食物特色,當然,如果你真的想要去探索原汁原味的話,還是要親自去那些地方看看。
澎湃新聞:你自己的口味是怎樣的?
沈愷偉:除了章魚和少數幾種食材,幾乎沒有什么我不吃的菜,也沒有什么最愛的食物,我吃什么取決于我的心情。有時候我想吃本幫菜,有時候我想吃湘菜,有時候我又想吃披薩,或者其他各種食物,這都取決于我的心情、天氣、我在哪里旅游、我是和哪些朋友約飯、我想要怎樣的體驗等等。
我會嘗試各種食物。讓很多人感到吃驚的是,我喜歡吃內臟,但是在我來中國居住之前,我不知道自己會有這樣的喜好,因為在我們那兒的餐廳里不會這么做菜。我很喜歡中餐里烹飪內臟的方式,那種有嚼勁、有點脆的口感。幾年前我去了意大利,他們也吃內臟,但是他們會放很多番茄醬,口感很軟,吃不出內臟的味道,我不喜歡。我意識到我有中式的口味。和西方比起來,我覺得中國人更懂口感,比如在中國,人們吃豬耳朵,因為它外軟內脆,有豐富的口感。
澎湃新聞:你會自己做中國菜吃嗎?
沈愷偉:我不會,對我來說探店美食要有趣得多。我每次出去吃飯都有點像是做研究。不只是吃飯,還有娛樂和社交的契機。比起自己學習怎樣做一道中餐,我更想了解專業大廚是如何烹飪的。我自己在家做菜,通常是做西餐,因為外面的西餐很貴,而我在家能做得更好。
澎湃新聞:通常你是怎么發現這些餐廳的?
沈愷偉:有一些是朋友們的推薦,我有很多熱衷于美食的中國朋友,他們會告訴我有哪些餐廳可以去嘗試一下。我也關注了像企鵝吃喝指南之類的微信公眾號,我也會用大眾點評,我發現美食的方式和大家一樣。
澎湃新聞:現在尋找餐廳的時候,會遇到很多連鎖店,你對于這些到處可見的餐廳是怎么看的?
沈愷偉:我覺得連鎖店在中國還不是什么問題,在美國連鎖店太多,獨立餐廳太少,但是目前在中國還沒有這樣。餐廳的連鎖和擴張是兩回事。在上海,你可以從一家獨立餐廳起家,之后又開到各個區域,你可能會有六七家餐廳,它們算連鎖嗎?還是只是一家擴張中的餐廳?一家餐廳可以有六七個位置,但在每家分店的菜仍然都是手工做成的,沒有使用預制品或是標準化方法。另一方面,當我們談論連鎖餐廳的時候,有些連鎖餐廳要好過另一些。我們會認為,一旦餐廳開始連鎖,就失去了自己的靈魂,但也有餐廳并非如此。
澎湃新聞:除了上海,你去過中國的許多城市,你的祖上和北京又有很深的淵源,為什么現在依然選擇在上海居住?
沈愷偉:對我來說,上海是中國最舒適的城市,我在我所生活的街區居住了很多年,我在這里有很多朋友,也認識許多在這里工作的人。我知道配鑰匙要找哪個男人,修衣服要找哪位女士,買蔬菜又要去哪里,這里能滿足我各種各樣的需求。這里是我的家,人很難離開自己的家。而且上海的基礎設施很棒,機場一直在擴張,有去各種地方的航班。
上個月我回了一趟美國,我回家后最想念上海的就是它的交通,去任何地方都很容易。尤其是在我所生活的街區,很多地方只要我走路就能到達,稍遠一些的地方則是單車,再遠一點的話我會打網約車,你可以選擇不同的車型,取決于你愿意付多少車費。有時候我也會乘地鐵或者公交。這里的交通系統真的很了不起。上海的基礎設施做得很好,從近十年來的西岸,到近五年的北外灘和蘇州河,這些地方經過了改造,讓這座城市變得越來越宜人,也讓人越來越難離開。
我2005年來到上海,當時我更多是騎車環游這座城市,尤其是在夜晚我結束了廚師的工作之后,那是我了解這座城市的方式,我就是這樣了解了不同的街道、街區和高速公路。那時候,手機上還沒有地圖之類的應用,我迷路的話得問人或是看路牌。慢慢地我開始更多地步行,也有了我書里寫到的那些發現,比如和啤酒阿姨的相遇。現在,我仍然會常常行走在城市里,我不需要地圖也不會迷路,盡管我通常呆在那些我更熟悉的地方,我所在的街區。
澎湃新聞:你所說的街區和你在書里說的“泡泡圈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。
沈愷偉:是的。泡泡圈不是一個物理空間,它更像是一種精神狀態。上海有各種各樣的泡泡圈,我在書里寫的泡泡圈主要存在于外語環境——在古北和虹橋有日語圈,在閔行有韓語圈,不同的泡泡存在于不同的地方。
對我來說,你可以說整個上海是我的泡泡圈,但這個泡泡圈也可以小到只有我自己住的房子,那是一個很小的英語泡泡圈,我在里面說英語、聽英語新聞,看英語視頻。但是當我有一大群中國朋友來到我家的時候,我們又會說中文。所以泡泡圈會“移動”,那是一個抽象的概念。
在上海的外國人圈子里,我們常常會說上海其實是一個小城市,因為據我的了解,我們自己的“城市”——在上海的外國人——現在不到10萬人口。因此,相比較生活在這樣一個大都市,我們覺得自己生活在很小的城市里。但是在美國,10萬人口仍然算得上大城市,在這之中會有上流社會、中產社會和工人階級,我們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。在上海的外國人也是這樣,大家會根據你來到中國多久、對中國有多少認知來評斷對方。即使在我們自己的圈子里,也有不同的社會。并非所有外國人都是朋友,人們會和說著自己語言、理解自己文化的人待在一起。他們有各種社會準則以及對于彼此的預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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